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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问题,本来过去写文章或演讲,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;黄炎培、张志让两先生曾写过一个节略,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。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,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,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,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,‘人民’二字在我们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、农、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4?阶级的人,它有确定的解释,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,不必再把‘民主’二字重复一次了。”新中国的国号就这样确定下来了。但在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,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中,国号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之后,都带着一个括号,里面写着“简称中华民国”6个字。这容易使人把它与辛亥革命时建立的“中华民国”混为一谈,造成误解。9月25日,张元济、何香凝、周致祥、符定一、马寅初、徐特立、吴玉章、张澜、黄炎培、简玉阶、陈叔通、沈钧儒、陈嘉庚、司徒美堂、林伯渠、张难先、郭沫若、沈雁冰等23人,?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请柬:9月26日上午11时30分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,并商谈重要问题,请出席。开国在即,周恩来和林伯渠日理万机,为何要专门宴请这些长者呢?原来,中共中央是想向这些经历过辛亥革命的长者求教。他们都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所敬重的人物,个个经历丰富,学识渊博,不同凡响。第二天中午,这些长者应邀赶到六国饭店。周恩来亲自主持宴会,并特意叫人关闭了餐厅的大门。之后,周恩来谦逊而严肃地说:“今天请来赴宴的大多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,有3个人不是,听长者的发言。我国有句老话,叫做‘请教长者’,今天的会就是如此。在讨论文件时,各位看见国号‘中华人民共和国’之下,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。这个简称,有两种不同意见,有的说好,有的说不必要了。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,看看有什么意见。老前辈对‘中华民国’这4个字,也许还有点旧感情。”各位长者这才明白了午宴的主题:原来是为专门听取他们对确定国号的意见。他们无不为共产党人办事的认真态度和民主作风所折服。周恩来点题之后,民建代表黄炎培首先发言。他说:“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,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。一旦改掉,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,留个简称,是非常必要的。且政协3年一届,3年之后,我们再来去掉,并无不可。”何香凝接着发言。何香凝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夫人。大革命时期,夫妇二人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,坚决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,制定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工农”的三大政策。她说:“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,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。关于改国号问题,我个人认为,如果能照旧用它,也是好的,大家不赞成,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。”第三个发言的是周致祥。这位清朝末年的进士,在辛亥革命后隐居38年之久,平生不写中华民国的国号,但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。他说:“我反对仍要简称。什么中华民国?这是一个祸国殃民、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,20多年来更是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。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,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。”随后,年届83岁的司徒美堂激动得站起来,要求发言。他说:“我没有什么学问。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,我尊敬孙中山先生,但对于中华民国4个字,则绝无好感。理由是中华民国,与民无涉。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(简称中统)弄得天怨人怒,真是痛心疾?。我们试问,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?如果大家认为不同,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,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。国号是一个极庄严的东西,一改就得改好,为什么要3年之后才改?语云:‘名不正则言不顺,言不顺则令不行’,仍然叫中华民国,何以昭告天下百姓?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,革命胜利了,连国号也不敢改。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,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的用中华人民共和国。”司徒美堂的这番话,直人快语,痛快淋漓。他一说完,大厅里顿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。随后,马寅初、张澜、陈叔通、车向忱等也都相继发言,主张不用“中华民国”这一简称,并表示说:如果说人民一时不接受新国号,这只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。但必须让人民认识我们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,万万不可因噎废食。接着,法律专家沈钧儒,也从法律角度对简称问题进行了说明:“如果有些群众还要写中华民国,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,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。但若在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,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大漏洞,不合法律观点,也万万不应如此。遍观世界各国国号,只有字母上的缩写,而无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。将来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时,在行文上也有不便。所以,我也主张不用那个‘简称中华民国’。”会上的态度形成了一边倒之势。最后,周恩来作小结,介绍了文件草案上有这个用括号的“简称中华民国”的缘由。周恩来讲完话,已是下午1点30分。接着,宴会开始。9月27日,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和政府组织法时,一致同意并决定:去掉国号后面“中华民国”的简称。但代表们也同样认为,去掉“中华民国”的简称,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岁月里革命的历史意义全部抹煞。比如辛亥革命、两次国共合作等都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。这一点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就已经讲过了。同时,考虑到“中华民国”这个名称长期以来在民间已经叫顺口了,因此目前也不要强行禁止使用,可以允许人民还有这样的称呼,正如现在我们用公历,同样也不禁止人民使用阴历;应该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使用统一的国号,最好在正式文件上有这样一个法律性的规定。新中国诞生后,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这个国名深深地烙在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上,“中华民国”如同岁月风尘,被人们抖落于逝去的时空之中。在筹备建国的各项准备工作中,确定代表国家尊严、象征的国旗、国徽、国歌等事项,是一项紧迫、庄重、严肃而责任重大的工作,全国人民对此非常关心。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建立并进行分工后,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、国歌和国徽的方案。组长由我国著名教育家、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担任,副组长由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和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担任,成员有张奚若、郑振铎、郭沫若、陈嘉庚、翦伯赞、钱三强、蔡畅、李立三、欧阳予情、廖承志。
图片来源:外交部网站 中新网1月11日电 (记者 吴博)继乐玉成和马朝旭之后,有关信息显示,原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张明已升任部长助理。此外,外交部多个重要司局的主官也有所调整。 据外交部官方网站消息,1月10日下午,第九次驻外使节任职宣誓仪式在外交部举行。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发表讲话,部长助理张明主持仪式并宣布任职决定。 公开资料显示,张明工作履历丰富。不仅在外交部机关工作多年,也有驻外经历。在出任部长助理前,张明担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,负责协调部内业务工作,及机关、驻外外交机构信息化管理工作,并承担协调处置涉外突发事件工作。 在此之前,媒体已相继报道政策规划司司长乐玉成、新闻司司长马朝旭升任部长助理。目前,外交部主要官员为14人,除部长杨洁篪外,还有张志军、李金章、崔天凯、傅莹、宋涛、翟隽、程国平等7位副部长,以及吴海龙、刘振民、张昆生、乐玉成、马朝旭、张明等6位部长助理。 此次外交部领导层充实“新鲜血液”也可谓“顺势而为”。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中,中国外交工作并不轻松。国际形势风云变幻,新的热点问题层出不穷。在中国与世界联系愈加紧密的大背景下,乐玉成坦言,“随着外交事业大发展,我们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都显著增加。”而三位年富力强的部长助理加入领导层,有助中国外交部门更好地适应国内外形势,加强研判,开展相关工作。 除了领导层的调整,外交部多个重要司局也出现人事变动。包括李慧来接替张明出任办公厅主任;曾任新闻司副司长的驻英公使秦刚,接替马朝旭任新闻司司长;驻尼泊尔大使邱国洪出任涉外安全事务司司长;原国际司副司长庞森出任军控司司长;原港澳台司司长邓中华接替宁赋魁出任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;原外交部驻港副特派员詹永新出任港澳台司司长等。 另外,现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刘建超、驻印尼大使章启月等近日都已向驻在国高层辞行,预料将被委任新的重要职务。
这一段时间转基因食品的话题又变得异常火爆。在各种场合,我经常被问到转基因的问题,大家最关心的是它是不是安全。在我费尽口舌解释了为什么转基因食品并不可怕之后,听者往往将信将疑,然后盯着我问:“你自己吃转基因食品吗?”我当然吃,而且已不知不觉吃了十几年。美国转基因食品开始大规模地上市是在1996年,最早推广的转基因作物正是美国人的主粮之一——玉米。现在美国市场上的玉米80%以上都是转基因的,主要是抗虫害转基因玉米。“虫子不吃的,人能吃吗?”这种中国式的疑问在美国似乎从来就没有人提出过。 除了玉米,大豆、土豆、西红柿、油菜等主要农作物的转基因品种也在美国大量种植。据统计,美国市场上的食品大约70%含有转基因成分。而且美国政府不要求转基因食品做标记,不给消费者这方面的“知情权”。所以,对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人来说,根本就躲不开转基因食品,除非你只吃号称不含转基因成分的“有机食品”。我从来就不买价昂物丑的“有机食品”,当然早就不知不觉吃进了大量的转基因食品。 不要以为我对此感到很委屈,如果让我来选,我还是会选择吃转基因食品。中国要求对某些转基因食品做出标记,比如用转基因大豆榨的油,就要求标注“含转基因成分”。虽然在中国超市里也能见到标注“不含转基因成分”的大豆油在推销,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买转基因大豆油。为什么呢?第一个理由是转基因食品通常比同类非转基因食品便宜,因为其生产成本比较低、产量比较高。有人说种植转基因作物其实既不能降低成本也不能增产,如果那样的话,农民种转基因作物干什么?难道是因为热爱转基因所以赔本也要种?事实当然并非如此。由于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能消灭杂草并减小劳动强度,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能节省80%的农药,生产成本随之下降,产量也相应地提高了。例如抗虫害转基因玉米能增产5~15%,抗虫害转基因水稻能增产6%。 第二个理由是转基因食品比较安全。和同类作物相比,抗虫害转基因作物能大量地减少农药的使用,也就比较不用担心农药残留的问题。而且,转基因食品受到了更严格的监管,风险其实要比传统作物更低。转基因食品在上市前都按要求做过实验检测其安全性。一般是先做生化实验检测,看看转基因作物与同类作物相比,在成分方面出现了什么变化,这些变化是否有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;然后做动物试验,看看转基因食品是否会对动物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。而用传统育种方法培育出的新品种很少被要求做这类安全检测,就稀里糊涂地上市了——它们并非就不存在安全问题,例如有的用杂交方法培育的土豆新品种,就含有高含量的毒素,会对人体造成伤害。 第三个理由是转基因食品更为环保。虽然“可能会破坏生态”常常被做为反对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一大理由,但是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变为现实。相反地,种植转基因作物已经实实在在地发挥了保护环境的作用,原因很简单:少洒了大量的农药。这既减轻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,又减少了用于生产、运输、喷洒农药所耗费的原料、能源和排出的废料,还保护了益虫和其他生物,减少了人畜接触杀虫剂而中毒的危险。便宜、安全又环保,为什么不选择它呢?现在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以抗虫害和抗除草剂为主,主要是让农民获益,对消费者的好处还不是那么直接。新一代的转基因作物能改变食物的营养成分,将会让消费者更切身地体会到其好处。例如,通过转基因技术,减少土豆的水分,这样炸出来的土豆片更脆;消除虾、花生、大豆中能导致过敏的蛋白质,这样原来对虾、花生、大豆过敏的人也可以放心地享受这些美味。用转基因技术让水稻制造胡萝卜素(在人体内变成维生素A),有助于消灭在亚洲地区广泛存在的维生素A缺乏症。转基因技术可提高稻米中铁元素的含量,以减少以大米为主食的人群当中常见的贫血症……这一切离我们并不遥远,有的已经在实验室里研发出来,有的本来已可以大规模种植,只不过受妖魔化转基因食品的舆论影响,一时无法推广。但是不管怎样,未来的农业必定是转基因作物的天下。不管是故意的阻挠,还是无知的恐慌,都改变不了这一趋势,只不过是妨碍了它早日造福人类而已。
这是今年4月份我应邀为《科学世界》写的。这些谣言到现在还有人在传播,我就登一下。“转基因玉米让大老鼠消失、母猪爱生死胎、狗肚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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